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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金刚经》中的“冥世偈”

导读:何为“冥世偈”?资料一:  鸠摩罗什所译的《金刚经》,大致在唐五代前后,不同流传本有一很大的差别——按昭明太子之三十二分法的《非说所说分第二十一》中,晚出本多了六十二个字:  尔时,慧命须菩提白佛言:“世尊!颇有众生,于未来世,闻说是法,生信心不?”佛言:“须菩提!彼非众生,非不众生。何以故?须菩提!众生众生者,如...

  何为“冥世偈”?

  资料一:

  鸠摩罗什所译的《金刚经》,大致在唐五代前后,不同流传本有一很大的差别——按昭明太子之三十二分法的《非说所说分第二十一》中,晚出本多了六十二个字:

  尔时,慧命须菩提白佛言:“世尊!颇有众生,于未来世,闻说是法,生信心不?”佛言:“须菩提!彼非众生,非不众生。何以故?须菩提!众生众生者,如来说非众生,是名众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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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资料二:

  (一)《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》(法藏敦煌P2094)

  昔长安温国寺僧灵幽忽死,经七日见平等王,王问和尚曰:“在生有何经业?”灵幽答曰:“持金刚经。”王遂合掌请念。须臾念竟王又问曰:“和尚虽诵得此经,少一偈者何?”灵幽答王曰:“小师只依本念不知缺何偈?”王曰:“和尚寿命已尽,更放十年活。此经在濠州城西石碑上,自有真本令天下传。”其僧活,具说事由矣。〔1〕

  (二)《宋高僧传》卷二十五,唐上都大温国寺灵幽传:

  释灵幽,不知何许人也?僻静淳直诵习惟勤偶疾暴终,杳归冥府,引之见王问修何业。答曰:“贫道素持《金刚般若》已有年矣。”王合掌屡称:”善哉。”俾令讽诵,幽吮唇播舌章段分明念毕。王曰:“未尽善矣!何耶!勘少一节文,何贯华之线断乎!师寿命虽尽,且放还人间十年,要劝一切人受持斯典,如其真本即在濠州钟离寺石碑上。”如是已经七日而苏,幽遂奏奉敕令写此经真本,添其句读,在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之后是也。

  资料三:

  署名六祖慧能的《金刚经解义》中,对上述六十二个字有这样一段“解”:

  灵幽法师加此。尔时慧命须菩提以下六十二字,是长庆二年,今现在濠州钟离寺石碑上,记六祖解在前,故无解,今亦存之。〔2〕

  达照法师的《〈金刚经赞〉研究》收集了二十多种敦煌遗书,将从《金刚经赞》到《傅大士颂》的演化分三阶段。〔3〕在推断其第三阶段(《金刚经赞》)演变为《傅大士颂》的年代)时,达照法师指出:“它们〔4〕有一个共同的特色,即加了罗什译的《金刚经》,且该《金刚经》有灵幽法师所加‘冥世偈’。因此,加入该经文的传本,最早也是在公元822年之后才出现的。”〔5〕按:公元822年即是长庆二年。虽然著者很谨慎地推论,不能排除一种可能:即在“冥世偈”出现之前,《金刚经赞》已经演变为《傅大士颂》,等到“冥世偈”出现之后,有人将其加入《傅大士颂》中,从而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流传形态……如果上述假设能够成立,则《金刚经赞》是否在公元822年至公元831年之间演化为《傅大士颂》,也需要再研究。〔6〕

  但就本文所关心的主题而言,达照法师对“冥世偈”中“长庆二年”的说法,是深信不疑的。同书中还提及,他的结论同四川大学张勇博士的看法“大体相当”。查张勇博士之《傅大士研究》,在依据“冥世偈”来推断这一点上,二人是完全相同的。敦煌写本阐述的经文既同于今传罗什译本,四十九颂、五歌要当创撰于长庆二年以后……总之,《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》应创撰于唐穆宗长庆二年(822)至文宗太和五年(831)之间。〔7〕

  举此二例,笔者想问的是:这样的依据“冥世偈”故事、特别是相关的“长庆二年”来作考据,是否有商榷的余地?其实,台湾国立联合大学何照清教授在她的《慧能与〈金刚经解义〉》一文中,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。

  当何教授在考察《解义》的成书年代时,该书中“冥世偈”部分的“解”理所当然地引起她的注意,但她是疑问多于肯定:“此段话若属实,则是探究《金刚经解义》形成时间的重要关键。长庆二年是西元八二二年,若此话属实,可证明《解义》在西元八二二年以前已经出现……那么这段话是否真确?”何教授还给这段话加了个脚注,颇能道出她连续两个“若此话属实”的心情:

  今见早于慧能的窥基(632—682),所作《金刚经赞述》已有“尔时慧命……”以下六十二字,且有窥基的述语:“舍卫漏此文,世亲此第三疑……”。若窥基时已见此文,则“灵幽法师加此”之说就不正确。但《续藏经》所录,在窥基此六十二字上亦有“恐后人所补”的附语。那么此六十二字到底何时所加?或许也是探讨《解义》形成的重要关键。然今见唐朝书家柳公权于长庆四年(824)所写《金刚经刻石》也未有此六十二字;因此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。〔8〕

  本来,这“冥世偈”故事真也好,假也好;罗什译《金刚经》中有这段话也好,没这段话也好,对我们理解《金刚经》并没有多大的影响,或者说,它只有宗教意义而无学术意义。但正因其中有加进了“长庆二年”四字,那它的意义就非同小可了。

  回顾前面已列出的资料,法藏敦煌P2094号《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》和宋高僧传卷二十五的《唐上都大温国寺灵幽传》,二者都没有“长庆二年”四字。而首次出现“长庆二年”说法的,当是署名六祖慧能的《金刚经解义》。

  据《敦煌古籍叙录》考,《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》的十八则灵验记中,有九则与初唐人撰述相同,故该记当作于初唐或中唐之时,〔9〕当为现在能够见到的“冥世偈”故事的最早资料。马上有人会问:慧能大师的《金刚经解义》,不也是中唐以前的作品?对此问题,回答如下:

  当然,如果《解义》真是慧能的作品,那么《解义》就应当成书于唐高宗乾封元年(666年出家)至唐玄宗先天二年(713年入灭)间。

  虽然有文献资料提及,有慧能说《金刚经》的记录: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五册,2170《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》中(圆珍于唐宣宗大中八年,西元854年),有《能大师金刚般若经诀》一卷;2172《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》中(唐宣宗大中十一年,西元857年),有《金刚般若经诀》一卷;2173《智证大师请来目录》中(智证“即圆珍”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,西元858年),有《金刚般若经记诀》一卷(曹溪)。另,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卷五九,载《慧能金刚般若经口诀正义》一卷;宋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二百二十六《经籍考》五十三中,录《六祖解金刚经》一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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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上述资料,支持度不够!一卷本的《诀》、《口诀正义》、《解》,与二卷本的《解义》,终究是不能混为一谈的。而反过来,否定的证据,却有力得多。

  首先,沙门智?撰于唐玄宗开元十八年(730)的《开元释教录》,未见六祖《解义》。此时距大师圆寂不到二十年,而《开元释教录》的体例完备、考订严密,是人所共知的。

  其次,何照清教授的四点质疑,似乎无法回避:一、慧能及其弟子,尤其是神会的相关文献中,都未提及慧能注《金刚经》事;二、明末憨山大师,以“中兴曹溪”为行愿,其《金刚决疑》,却没提到六祖注;三、历代中国人编的《大藏经》,都没有收入任何一种慧能注《金刚经》;四、迄今为止,引用《口诀》或《解义》者,全是宋以后的作品。〔10〕

  所以,虽然古往今来学者们作了诸多研究,有的说现行二卷本《解义》非慧能所说,有的说思想上还是慧能或其后裔的,〔11〕但无论如何,就笔者论证目的而言,二卷本《解义》晚出,当是肯定的了。

  既然如此,晚出的《解义》,却比早出的《灵验记》多了精确的年代,怎不叫人起疑?

  如果我们因无法确定《解义》到底晚到哪一时代,而将目光转向下一件记录“长庆二年”的资料的话,就要一下子跳过数百年,才能看到刻于南宋淳熙六年(1179),道川依《解义》注的《金刚经注》,再次重提“长庆二年”故事。〔12〕道川的活动年代,在南宋建炎年间。他的《金刚经注》后来被收入南宋绍定四年(1232)杨圭所编四卷本十七家释义,后洪莲演为五十三家注四卷。明永乐二十一年(1423)明成祖“间阅诸编,选其至精至要、经旨弗违者,重加纂辑”,摒除五十三家本中传为梁昭明太子所作三十二分分目,略减注者数家,裒成一卷《金刚经百家集注大成》,道川注几乎全数收入。由此可见,以“长庆二年”为标志的“冥世偈”故事,要到宋明以后,才得广泛流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