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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的传入

导读:佛教的传入传入路线  水陆两路  楚王信佛  楚王英是东汉明帝的异母弟,好结交宾客,永平八年〈公元六五年〉被人诬告意图谋反。当时明帝下诏命天下,若献绢则可赎死罪。英献绢三十匹,明帝以其崇尚黄老、浮屠〈佛〉当无嫌疑,应退还所献的绢,以作供养沙门及优婆塞的费用。这件事被公认为东汉上层统治阶级信仰儒教、黄老的同时,又信仰佛教的佐证;而且显示外国僧人不仅已经到达长安、洛阳,还远达楚王英的封地──彭城〈即今...

  佛教的传入

  传入路线

  水陆两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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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根据文献的记载,佛教是经由水陆路传入中国的。陆路经由中亚细亚及新疆到达中国,从汉武帝经营西域以来,这条陆路成为东西交通的要道,后来僧侣往返中印之间走陆路的比海路多,著名的有玄奘法师等。至于海路则经由锡兰、爪哇、马来半岛、越南到达中国南部的交趾、广州。如求那跋陀罗、真谛等高僧,就是由这条路线来华的。

  经营西域

  张骞出使

  这条陆路的交通早于西汉时期,汉武帝为了对抗北方匈奴的威胁,曾派遣张骞出使西域,与西域诸国联络对抗匈奴,后经多次遣使与用兵,终于确立汉朝的势力,打开了西域的交通,此后东西的贸易逐渐频繁。

  佛教西来

  当时,在中亚细亚等地,因曾有阿育王派遣传道使者传扬佛教,故佛教渐流行于西域。一般认为佛教传入中国,是由那些信仰了佛教的商人为媒介。此时的西域诸国,有流行大乘佛教的,也有流行小乘佛教的。但流行于西域各处的佛教,并非一如原来印度的佛教,而是多少渗入了西域文化的色彩,故早期传入中国的佛教,并非纯粹的印度佛教,而是带有西域的特色的。

  传入异说

  商旅传来

  佛教传到西域的国家后,由商队从丝绸之路传来中国。但确实的年代则无法肯定,历来不同的传说很多,有些可信性很低,有些则出于伪造的典籍,其间时代的差距有数百年之多,令后人无所适从。

  伪说成因

  探究这种情况的原因,主要有两种:一、佛教传入中亚细亚后,由于中亚细亚与中国彼此交涉、往还,因而又渐次传播到中国,故此要寻找出一个肯定的年代是极其困难的。二、魏晋时期佛教的势力逐渐建立,刺激了道教教团的形成。在两派势力均等的情况下,二教优劣的论争,也就自然形成。在此情况下,佛教为了保持其权威性,便须要将传入的年代说得古远一些。因此,佛教传入的各种异说,便在不同的伪书或史册中出现。

  异说内容

  秦代之前

  『列子?仲尼篇』中载说︰『西方之人有圣者焉,不治而不乱,不言而自信,不化而自行,荡荡乎民无能名焉,丘疑其为圣…』。此西方圣人被指为佛陀,亦即是说佛教在先秦时代已经传到中国。这当然是假托之说,而且毫无根据,因为『列子』是一本伪书,故此说不能成立。另外,隋费长房『历代三宝记』卷一中说,秦始王四年〈公元前二四三年〉西域沙门释利防等十八个贤人带来了佛经,但被秦始王查禁了。此说典故来自『朱士行经录』,此录乃后人伪作,且『历代三宝记』的内容有许多有待考证的地方,所以不足以为依据。

  明帝求法

 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故事中,以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求法之说最著名。记载此事的典籍主要有『后汉纪?孝明皇帝纪』、『后汉书?西域传』、『牟子理惑论』、『四十二章经序』、『高僧传』等。

  这些文献所记述的明帝求法传说要点,是永平七年〈公元六四年〉明帝夜梦金人,在殿庭上飞行,翌日以此事问群臣,傅毅认为这金人是西方一位名『佛』的神,明帝于是派遣使者张骞、秦景、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,求所梦的金人。永平十年,张骞等于大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摩腾、竺法兰二人,以白马运载经卷佛像回到洛阳,明帝建白马寺。其后二人译出『四十二章经』,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及译经的开始。以上传说自三国时代即被盛传,一直当作事实。但在今天大部份的学者均抱怀疑的态度,并提出许多疑点︰第一,感梦遣使一事充满神话色彩。第二,所说明帝派到大月氏国去求法的使节张骞,,是西汉武帝时代的人,且张骞到大月氏国并不是为了求法。第三,求法传说中所列举的秦景和王遵等人,在别的文献中未见出现,历史上是否有此等人物是个疑问。第四,汉朝尚未正式与西域互遣使节。故明帝遣使求法的传说,可推想为佛教中人藉皇帝的求取而增加本身的权威性。

  伊存授经

  『三国志?魏书』卷三十裴松之的注,引用鱼豢撰的『魏略?西戎传』是现存有关佛教东传较可靠的记载,内容大约说,在汉哀帝元寿元年〈公元前二年〉博士弟子景卢,从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,口授浮屠经〈佛经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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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楚王信佛

  楚王英是东汉明帝的异母弟,好结交宾客,永平八年〈公元六五年〉被人诬告意图谋反。当时明帝下诏命天下,若献绢则可赎死罪。英献绢三十匹,明帝以其崇尚黄老、浮屠〈佛〉当无嫌疑,应退还所献的绢,以作供养沙门及优婆塞的费用。这件事被公认为东汉上层统治阶级信仰儒教、黄老的同时,又信仰佛教的佐证;而且显示外国僧人不仅已经到达长安、洛阳,还远达楚王英的封地──彭城〈即今江苏徐州市〉进行传教活动。

  综合考察

  综合以上的资料来考察,在西汉末期,即公元前后,中国人已经开始接触佛教。至一世纪时,长安、洛阳,以至彭城,也有佛教的流布。但是应当注意,伊存的口授佛经,楚王英的奉佛,无论如何也只是根据残存的纪录,实际上中国人最初知有佛教及皈依佛教,究始于何时,则无法确定。但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时,是经西域与中国之间的陆路交通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
  佛经写定

  写定年代

  佛陀的理法最初是以记忆背诵的方式传流下来的,但是,由于岁月的累积,教法的内容也随之增多,造成了背诵的困难。同时单靠背诵难免会产生错误或异说,引致教团出现混乱。于是,在公元初年,佛教的经典就开始以文字抄录来加以保存。恰巧在这一时期,佛教亦由西域传入中国。

  佛典汉译

  两汉情况

  中国人虽然早于西汉末年已经知有佛教,但其基础的确立,则在东汉末叶,有了汉译佛经开始。在此时期除了流行的『四十二章经』不知译者外,翻译佛经较著名的僧人有安世高及支娄迦谶二人。

  世高译业

  安世高为安息国王子,父王去世后,他将王位让给叔父,便立志出家修道,周游列国。及长,学习阿毗昙并通禅经。在东汉桓帝初年来到洛阳,其后历二十余年,专心从事佛经的汉译,共译出有『安般守意经』、『阴持入经』、『四谛经』、『转*轮经』、『八正道经』等三十余部,均属小乘典籍。其译出毗昙及禅经等典籍,对中国佛教的禅观思想及小乘法相教义的传入有很大的影响。据说他后来到达南方逃避汉末的战乱,圆寂于浙江的会稽。

  支谶译业

  支娄迦谶是稍后于安世高来到洛阳的译经僧人,他出生于大月氏国,在桓帝末年到达洛阳,于灵帝时期译出了『道行般若经』、『般舟三昧经』、『首楞严经』及『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』等,共十三部经典。他所译的都是大乘经典,其中『道行般若经』是中国『般若经』的最早译本。以上二人,分别译出大小乘经典,将早期的小乘思想和往后经过发展的大乘思想,一起传到中国来。当时的中国人,把全部经典视为佛说,而接受下来,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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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容受背景

  方术流行

  当佛教传入中国之时,乃建基于汉族的高文化之上。这种全然不同的文化〈指佛教〉要传入与流布,必先找到与中国人共通的思想和信仰作媒介,方能逐渐被接受。其时,汉代虽盛行儒学,然于儒学以外,尚有一派乐于隐逸生活的,并以老子为宗的道家;在民间也有起源于长生不老及神仙方术的道教流行。到东汉末年,此种迷信神仙、方术、图谶之风非常盛行,将黄帝、老子神仙化的方士,因善行咒术而获得世人的信仰。

  佛道混同

  对于熟悉了这种现象的中国人,看见外来的佛教僧人对佛像烧香礼拜,诵持国人听不懂的经文,举行宗教仪式,也就自然视他们为方士之类;那些僧人舍弃世俗的生活方式,与道家的隐士相比也没有多大的分别。由于这种印象,佛教因而被视为与黄老同类。所以,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的同时,又崇奉佛教。从此一事实分析,佛教最初是被当作与黄老之教近似的信仰,而被汉族社会所容受,并发展成日后儒、释、道三教融和的思想。这是了解中国佛教的一个基本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