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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远的遗言

导读:久远的遗言那天下午,托马斯角的天空多云,但空气很清新。我一个人在小型拖网渔船“金色景观”号上,正在收起最后一张网。在拉上来的渔网里,我注意到那一大堆活蹦乱跳的鱼和杂乱的海草中,有东西在闪闪发光——一个棕色的旧瓶子。  通常,旧瓶子对渔网有害无益,大多数打鱼人都讨厌它们。但是我不。我家里收藏了不少我在过去20年打鱼生涯中,从英吉利海峡中打捞上来的旧瓶子...

  久远的遗言

  那天下午,托马斯角的天空多云,但空气很清新。我一个人在小型拖网渔船“金色景观”号上,正在收起最后一张网。在拉上来的渔网里,我注意到那一大堆活蹦乱跳的鱼和杂乱的海草中,有东西在闪闪发光——一个棕色的旧瓶子。

  通常,旧瓶子对渔网有害无益,大多数打鱼人都讨厌它们。但是我不。我家里收藏了不少我在过去20年打鱼生涯中,从英吉利海峡中打捞上来的旧瓶子。它们大小不同,颜色各异。

  我将它从渔网里拣了出来,它的瓶塞还在,从外面仔细往里看,我发现里面有什么东西——好像是一封折叠的信。

  在收藏瓶子的这些年里,我从没发现过装信的瓶子。我仔细撬开瓶塞,惊喜地发现里面没有进水。我用工具从瓶子里取出一个封了口的信封。信封上的收信人是英国都罕姆市的伊丽莎白·胡格斯。还有另外一张纸条,上面简单地写着:“请拾到瓶子的人转交此信,并接受一个可怜的英国士兵的祝福。”士兵?难道这瓶子真的从二战以来一直躺在海底?我犹豫了一会儿,不知是否应该拆开这封信。那位“可怜的英国士兵”愿意我拆开它吗?犹豫再三,我还是拆开了它。我马上意识到原先对瓶子的估计是错误的。这封信上的日期是1914年9月9日,它的作者——列兵托马斯·胡格斯所在的部队是都罕姆步兵第二营,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!9月9日——他一定是第一批上战场的士兵之一。

  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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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亲爱的妻子,我正在船上给你写信,我将把此信扔进大海,看它能否到达你的手中。”信的开头这样写着。

  信中并未说列兵托马斯·胡格斯的部队要去的地方,也未说部队此次行动的目的——显然是出于保密的考虑。他只是想在上战场之前,向他亲爱的妻子保证:对她的爱将永恒不变。

  “亲爱的,暂时拜拜,”信的结尾这样写道,“你的丈夫”。回到家,我给妻子简看了这封信,“真不可思议!”她说,“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封信呢?”这是一封85年前被扔进海里的信,算起来现在托马斯·胡格斯和他的妻子都已不在人世了。这个瓶子是否也将和我以前发现的其他瓶子一样,被我摆放在书架上就完事呢?还是应该多做一点什么?“我不知道。”我耸耸肩。遇上别的打鱼人,肯定会想都不想就把它踢开了。

  也许这个瓶子落在我的手里是有原因的,说明我跟它有一种缘分。我突然感到一种重大的责任,似乎有谁在催促我赶快行动。“简,我有一种感觉,也许这对夫妇的孩子还活着,想想这样一封信对他们来说将会意味着什么。”“去问一问帝国战争博物馆怎么样?”简说,“他们可以帮助查找这些士兵的亲友。”“但那得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。”如果这对夫妇的孩子还活着,他们恐怕也有80或90岁了。这些年来,这个盛着一个家庭亲人信息的瓶子一直等在滚滚波涛之下,我必须现在就把它转交给他们。

  简能够跟上我的思维,“如果有人能写一篇有关这个瓶子的报道,他们的亲戚中也许有人能读到,然后和我们联系。”她说。

  第二天,我给当地一家英文报纸《太阳报》打电话谈了此事,一位记者随即赶到,写了一篇报道,并附上了我和瓶子的照片。

  报道一发表,不少报纸杂志给我打来电话,询问有关瓶子的故事。他们来到我的渔船上,为我和瓶子照像,我希望,这办法有助于一步步接近我们找到托马斯与伊丽莎白后人的目标。

  终于盼来了结果。“他们有一个女儿还活着!”一天早上,《太阳报》那位记者在电话那头兴奋地告诉我。“她叫爱米莉·克劳荷斯特。托马斯上战场那一年,她才两岁。现在她已经87岁了,住在奥克兰。”奥克兰!那是跨越半个地球之遥的新西兰。上帝呀,感谢您让我们找到了她!几天以后,BBC广播电台安排我和爱米莉联系上了,我们的交谈通过电波被播放了出去。我告诉她我是怎样发现那个瓶子的,并就不能亲自前往新西兰面交瓶子和信向她道歉。

  一位老年妇女的声音通过话筒清晰地传了过来。爱米莉解释说,托马斯写这封信时,由于特殊的原因,不可能在信中过多地谈论当时的情况。他是一秘密特种部队中的士兵,当时正奉命前往法国。写下这封信仅仅12天之后,他就在战场上遇难了——他是那场战争的首批英国牺牲者之一,其时年仅26岁。

  事情似乎到此结束,我们找到了这个瓶子的谜底,得到了相关信息。但是我并不满足,我不断地想到当年爱米莉和她的母亲这一对孤儿寡母。一个年轻的寡妇带着一个年仅两岁的女儿,是什么原因使她远离故土到了新西兰?她在那里靠什么过活?不行,这事到此还不能算完。

  这事确实没有结束。几天后,我接到一个来自奥克兰的国际长途电话,那里的一家广告公司在电话里询问我,想不想亲自转交那封信。

  “绝对想!”我回答说,“但我恐怕无法负担昂贵的路费。”“我们可以帮助你。我们公司代表新西兰邮政服务局通知你,他们将会为你提供机票,你将作为他们的特别信使。”两周后,我和简站在了奥克兰爱米莉的家门口。媒体得到了他们寻找的故事结尾,爱米莉拥有了她父亲留下的最好的纪念品——这位在上世纪一天的黎明,在她仅仅两岁时看了她最后一眼的父亲留给她的纪念品。我得到的礼物也非同寻常。

  爱米莉和她的女儿贝蒂送给我一本奥克兰风景画册,她的扉页上写着:托马斯最后的信息多亏了那一条特殊的渔船,在那一个特定的时间,载着那一个独特的对瓶子感兴趣的打鱼人,才传递到他亲人的手中。

  多年来,我一直把打捞上来的各种美丽瓶子视为珍宝——它们的颜色和把它们握在手里的那种光滑的感觉。但我更欣赏它们的内蕴——它们所代表的历史,那与我们大家都有联系的历史。它甚至将一个英国渔民,一位87岁的新西兰老人,一名年轻的、留下遗言的士兵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。这位士兵也许没有想到,如果这个瓶子不是落在一个对瓶子感兴趣的渔夫的网里,他的遗言可能将永远不会被亲人所知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