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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传佛教目录学小史

导读:汉传佛教目录学小史陈士强  (一)  佛教目录,又称“佛经目录’、“众经目录\’、“一切经目录”,指的是用来记载佛典的名称、卷帙、译撰者和有关事项的一类佛教典籍。内容包括:佛典的名目部卷:译撰的时间、地点和人物:着录状况:繁略异同:存佚:伪妄:经旨大意;以及有关的表诏序记等。  佛教目录的种类很多。有单记一个人译经的译经录:有校录一个寺院收藏的佛经的寺藏录:有编录一个地区流传的佛经的区域经录;有专...

  汉传佛教目录学小史

  陈士强

  (一)

  佛教目录,又称“佛经目录’、“众经目录\’、“一切经目录”,指的是用来记载佛典的名称、卷帙、译撰者和有关事项的一类佛教典籍。内容包括:佛典的名目部卷:译撰的时间、地点和人物:着录状况:繁略异同:存佚:伪妄:经旨大意;以及有关的表诏序记等。

  佛教目录的种类很多。有单记一个人译经的译经录:有校录一个寺院收藏的佛经的寺藏录:有编录一个地区流传的佛经的区域经录;有专录一个朝代或绍绪先前的某一部佛经目录的断代录;有汇载历代译经和着述的通录:有连缀历代佛经翻译家小传而成的图纪…有作为诵持和抄写正本的入藏录:有叙列入藏录子目卷次的广品历章-,有摊比汉文与藏文佛典的对勘目录:有撮举佛经大意的解题目录·,有叙列求法所获经本的藏经目录:有作雕印大藏经之用的版本目录:有汇集某一佛教宗派典籍的教典目录:还有作为官私藏书目录一部份的释氏类书目等等。

  佛教目录纲记众经,剖析源流,使佛典有据,治学有径,在佛教经典史上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

  (二)

  佛教目录产生于西晋。在此之前,佛家相传有过四部经录:一、《古录》一卷,似是秦时释利防等所赍来经目录:二、《旧录》一卷,“似是前汉刘向搜集藏书所见经录’:三、《汉时佛经目录》一卷,“似是迦叶摩腾创译《四十二章经》,因即撰录’:四、《朱士行汉录》一卷,说是曹魏沙门朱士行所撰(以上见《历代三宝纪》卷十五)但是,征之史志,这些着作全无实据,均是南北朝时期的伪作。

  西晋武帝时,通晓西域三十六国文字的竺法护,携带大量梵本佛经,从教煌来到长安。他先后翻译了一百五十四部佛经(据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二)成为自佛经汉译以来,迄当时为止译经最多的一个人。大约在晋怀帝永嘉(307—312)末年,他编撰了《众经录目)一、卷(见《历代三宝纪》卷六,已佚),用来记录自己翻译的经典,从而产生了由佛教学者撰作的第一部佛经目录。

  竺法护的助手,优婆塞(即“居士”)聂道真,在竺法护死后独自译经,也编撰(众经录目》一卷(同上,已佚),以记录竺法护和他自己的译本为主,兼记东汉支谶、西晋竺叔阑等的译籍。这样,在仅记个人译本的专录的基础上,又产生了汇载不同年代各个译师的译经情况的通录。

  东晋初年,成带世的豫章沙门支敏度,总校群经,合古今目录为一家,撰成了《经论都录》和《别录》各一卷(见《历代三宝纪》卷七和卷十五,已佚)。前者是自东汉以来各代译经的总目录,收有东汉支谶、安世高、西晋竺法护、支法度等人的译籍,并且续补了东晋的译籍,较为流行(见全局僧传》卷四):后者或是这些译籍的分类目录,也许因编得不尽得法,不大为人所重视。

  与支敏度撰录的同时或者稍后的一些时间里,北方十六国中曾出现了“似是赵时’所撰的《赵录》一卷(见《历代三宝纪》卷十五,已佚)。斯录最初也许是用来记录石赵统治地流行的佛典的,由于后人的增益,所以从现存经录对它的转注来看,所记实止于晋宋之际。

  东晋中叶,常山扶柳沙门道安率弟子南下襄阳,在那里搜校群经,注释经文,制定僧尼规范,开展弘法活动。由于以往的经录往往只注意记录佛经的名称,不注意记录译经的时间、地点、译经者和新旧译,故时间一长,经典的来历和真伪就分辨不清了。于是,他总集名目,标列译人,铨品新旧,创制体例,于孝武帝宁康二年(374),编撰了一部历史性的佛经目录类着作—《综理众经目录》一卷(见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五等)。这部着作胪举每个译师的译本,而开“经论录’:编列失去译人姓名及翻译年代的译本(即“失译:,而开“失译经录二一般的失译经),“凉土异经录’、“关中异经录”(区域性的失译经)和“古异经录二出经年代较早的失译经):鉴别疑伪,而开“疑经录’:收集汉地佛教撰述,而开“注经录及杂经志录’。它门类齐整,考订谨严,凡人录的经典无论残缺,均经作者一一过目。虽然原书已佚,但它的主要内容通过梁僧佑的《出三藏记集》而得以保存,对后世佛经目录的撰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为此,后人公推道安为中国佛教目录学的实际奠基人和开创者。

  东晋末年,南北方出现的佛经目录,基本上是由道安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编集的。在《综理众经目录》撰成后五年,即太元四年(379)。符秦兵陷襄阳,道安被送往长安,留在北方。而他的弟子慧远率徒南行,徙居庐山。慧远有感于江东一带禅法无闻,律藏残阙,于是派弟子法净、法领等腧越沙雪,远求众经,旷岁方返(见《高僧传》卷六)。在隋代以前已佚的佛经目录中,有《庐山录》一卷(见《历代三宝记》卷十五),也许就是法净等带回的梵本佛经目录。慧远的弟子道流又创撰《众经录》四卷,下分《魏世经录目》、《吴世经录目》、《晋世杂录》、《河西经录目》四部,各一卷(见《大唐内典录》卷十)由于道流未就而卒,此书是由他的同学竺道祖完成的,故又称《竺道祖录》(已佚丫

  在北方,道安的另一个弟子僧睿,在道安死后继续留在长安。姚秦时,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入关,他相助译经,深受赞赏。弘始(399-415)末年,他以记载符秦和姚秦二代的译经为主,兼及北凉等,编成了《二秦众经目录》一卷(见《历代三宝纪)卷八)。后佚。

  南北朝时期,由于各种文本的佛经继踵而至,译事活跃,注述日多,写经与藏经之风盛行,佛教目录学十分发达,曾先后出现了十多种佛经目录。其中有:

  “未详作者,似宋时述’的《众经别录兰一卷(见《历代三宝纪》卷十五)。全书分为十录。上卷三录,分别为:大乘经录、三乘通教录、三乘中大乘录:下卷七录,分别为:小乘经录、篇目本阙(录),大小乘不判录、疑经录、律录、数录、论录。共收佛典一千八十九部二千五百九十六卷:刘宋末年,庄严寺沙门昙宗撰的《经目》(卷数不详,见全局僧传》卷七)信

  南齐庄严寺沙门道慧撰的《宋齐录》一卷(同上)专录东晋末年至南齐初年的译经,而以刘宋一代为主,沙门王宗于齐武帝永明(483-493)年间撰的《众经目录兰一卷(见《历代三宝纪》卷十二,通录齐代以前的各朝译本;湘宫寺沙门弘充于同时撰的《释弘充录》(原名不详二卷(见《历代三宝纪》卷十五,下同丫或录本寺的藏经。

  梁代,有安乐寺沙门僧绍于天监十四年(515)奉敕编撰的《华林佛殿众经目录》四卷,它是专记华林佛殿收藏的佛经的,但分类则是根据僧佑的《出三藏记集》(今存,下详)而来的:庄严寺宝唱在僧绍录的基础上,于天监十七年(518)奉敕撰的《梁世众经目录》四卷。卷一为大乘,下分:有译人多卷、无译人多卷、有译人一卷、无译人一卷四类。卷二为小乘,也依大乘分为四类。卷三下分:先异译经、禅经、戒律、疑经、注经、数论、义记七类。卷四下分:随事别名、随事共名、譬喻、佛名、神咒五类。总计二十类,共收佛典一千四百三十三部三千七百四十一卷:僧佑的弟子正度,可能为记录建初寺经藏而撰的《释正度录》(原名不详二卷。

  北魏,有沙门菩提流支为记录自己所译的经论而撰的《译众经论目录》一卷:洛阳清信士(即“居士”)李廓于永熙(532-534)年间奉敕撰的《魏世众经录目》一卷。它下分:大乘经目录、大乘论目录、大乘经子注目录、大乘未译经论目录、小乘经律目录、小乘论目录、有目未得注目录、非真经目录、非真论目录、全非经愚人妄称经目录十类,共收真伪经律论四百二十七部二千五十三卷。

  北齐,昭玄统(又称“沙门统”)法上于武平(570—575)年间撰的《齐世众经目录》一卷。全书分为:杂藏录、修多罗(经)录、毗尼(律)录、阿吡昙(论)录、别录、众经钞录、集录、人作录八类,共收真伪经律论七百八十七部二千三百三十四卷,法上的同学道凭撰的《释道凭录》(原名不详)一卷。

  此外,还有撰于始兴(今广东韶关),但通录东汉至南齐译本的《始兴录》(又称《南录》),以及《岑号录》、《王车骑录》《一乘寺藏众经目录》等。

  隋初,曾出现了相州大慈寺沙门灵裕撰的《译经录》一卷,和“似是总合诸家,未详作者’的《众经都录》八卷。

  上述佛经目录,在隋代费长房撰《历代三宝纪》时就已亡佚。近人在教煌遗书中曾发现被费长房列入佚着之中的那部“未详作者,似宋时述’的《众经别录》的上卷的残片,由于它的撰作年代尚不能最后确定,故根据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,现存的佛经目录以梁代僧佑的《出三藏记集》为最早。

  (三)

  今存的汉传佛教目录学着作主要有二十五部三百二十九卷。上起梁代,下迄明代。包括两大类别:

  甲、综集佛典名目部卷及有关事项的佛经目录。属于这一类的典籍共有二十部二百二十二卷。

  其中,梁僧佑《出三藏记集》十五卷,除记载各代的译典以外,还收有经序、僧传:隋费长房《历代三宝纪》十五卷,除经目以外,还载有佛教大事年表:隋法经等《众经目录》七卷、彦琮等《众经目录》五卷、唐静泰《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》五卷、明佺等《大周刊定众经目录》十五卷,都是对佛典进行综合性分类的佛经目录,它们均无历史记载各个朝代译经状况的断代目录(简称“代录二。

  唐道宣《大唐内典录》十卷,门类较为齐备:唐智升《开元释教录兰一十卷,考订详悉,类例明审,是历代佛经目录中编得最好的一部着作,而他的《开元释教录略出》四卷,乃是《开录》的入藏录,唐玄逸《大唐开元释教广品历章兰二十卷(已残缺)则是《开元录》入藏经的子目卷次的详细目录:唐靖迈《古今译经图纪》四卷和智升《读古今译经图纪》一卷,是从为历代译经家画像配写的题记演化而来的,在佛经目录中别具一格:智升《续大唐内典录》一卷已失原貌:唐圆照《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主二卷和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兰二十卷,在经目之外,还载有表状诏制:南唐恒安《大唐保大乙巳岁续贞元释教录》一卷的主体,是圆照《贞元录》的入藏录:北宋赵安仁等《大中祥符法宝录兰一十二卷(已残缺)和吕夷简等《景佑新修法宝录兰一十一卷(已残缺),都是用来记载当时译经的断代录,而惟净等《天圣释教总录主二卷(已残缺)则是通记北宋以前入藏经和北宋以来新译的通录:元庆吉祥等《至元法宝勘同总录》十卷,是一部汉文佛典和藏文佛典的对勘目录。

  乙、钩玄提要的解题目录。上一类着作着重记述佛典传译的历史、译撰者的事迹和佛典的门类等:而这一类的着作着重对已经分类成型的佛典进行解说,或者增收佛典,重新分类,然后予以解说,实际上它们是有内容介绍的佛经目录。属于这一类典籍共有五部一百零七卷。

  其中,北宋惟白的《大藏经纲目指要录》八卷,对见录的每一部典籍的每一卷内容都有介绍:王古的《大藏圣教法宝标目》十卷,则偏重于经旨大意的撮述;明寂晓的《大明释教汇目义门》四十一卷,时引经疏序跋以代解题,而《大明释教汇门标目》四卷乃是它的节略本:智旭的《阅藏知津》四十四卷,不仅解题详悉,而且分类别具特色,在佛教解题目录中,它的影向最大。

  (四)

  有关中国佛教经籍的名目部卷,除见录佛教目录学专着以外,还见录于以下几类典籍:

  甲、日本和高丽(今朝鲜)编撰的佛经目录。

  在日本方面,用来记录日僧入唐求法,所获显密教经律论、仪轨、章疏、传记、碑铭、诗文、杂述以及图像、道具等的经目,主要有:

  最澄的《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》、《将来越州录》各一卷;空海的《御请来目录》一卷;常晓的《常晓和尚请来目录》一卷:圆仁的《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》、《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》、《入唐新求圣教目录》各一卷:惠运的《惠运禅师将来教法目录》、《惠运律师书目录》各一卷:圆珍的《智证大师请来目录》一卷:宗教的《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》一卷。

  以上述“入唐八大家”所撰求法目录为基础而撰成的密教经典以及华严、天台、三论、法相、律等五宗章疏(兼收日本撰述),有安然的《请阿阁黎真言密教部类总录》二卷、圆超的《华严宗章疏并因明录》、玄日的《天台宗章疏》、安远的《三论宗章疏》、平祚的《法相宗章疏》、藏俊的《注进法相宗章疏》、荣稳的《律宗章疏》各一卷。集上述各录之大成的,则有永超的《东域传灯目录》一卷。

  在高丽方面,有入宋求法回国后,将散逸于藏外的高丽、宋、辽、日本的各种章疏义章,编成一书的义天的《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兰二卷。

  以上各书均用汉文写成,今载于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五卷。其中保存了大量不见于中国佛教目录着录、或国内早已失传的译本和撰述,值得重视。

  乙、历代官私刊刻的《大藏经》目录。

  自宋太祖开宝四年(971),敕高品、张从信到益州(今四川成都)雕刻中国第一部《大藏经》以来,迄近代为止,先后出现了二十多种官私刊刻的汉文《大藏经》版本,作为各自收录情况的记载,便是它们的目录。

  这主要有:

  南宋的《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目录》(此藏称为《思溪藏》、《资福藏》、《宋藏》)、《平江府碛砂延圣院新雕藏经律论等目录》(此藏称为《碛砂藏》);

  金代的《解州天宁寺大藏经目录》(此藏称为《赵城藏》、

  《金藏》,是目前正在刊印中的《中华大藏经》的底本):

  元代的《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目录》

  (此藏称为《普宁藏》、《元藏》):

  明代的《大明三藏圣教南藏目录》(此藏称为《永乐南藏》、《明南藏》,是《洪武南藏》的重刻本,但在编次上略有变动)、《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》(此藏称为《永乐北藏》、

  《明北藏》、《明藏》,目录采用南北藏对勘的方式编成,井附有明万历十二年编入的《续入藏经》的目录和南藏有、北藏缺的《续传灯录》等四书的目录)、《嘉兴楞严寺刻方册藏经目录》(又名《藏版经直画一目录》,此藏称为《嘉兴藏》、《径山藏》,下分《正藏》、《续藏》、《又续藏兰二部分,其中《正藏》部分全依《明北藏》刊刻);

  清代的《大清三藏圣教目录》(此藏称为《龙藏》、《乾隆版大藏经》、《清藏》);

  近代的《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总目》(此藏称为《频伽藏》,以日本《弘教藏》为底本,略作删选刊刻):

  高丽的《大藏目录》(此藏称为全局丽藏》、《丽藏》);

  日本东京弘教书院的《大日本校订缩刻大藏经目录》(又名《大日本校订大藏经目录》,此藏称为《缩刷藏》、《弘教藏》)、京都藏经书院的《大日本校订藏经目录》(此藏为《卍正藏经》)和《大日本续藏经目录》(此藏称为《里续藏经》)、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的《大正新修大藏经总目录》(此藏称为《大正藏》)等。

  上述各版《大藏经》目录,除《赵城藏》、《频伽藏》目录以外,其余的均见载于日本编的《法宝总目录》第一、二册。

  丙、史志书目。

  佛教典籍作为整个社会流通并为人所收藏的图书中的一个门类,除见录于由佛教学者专门编撰的佛经目录以外,还见录于自西晋秘书监苟勖撰《晋中经簿》首次收录佛经(见《广弘明集》卷三《古今书最》)以来的官私编撰的数十种图书目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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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中,属于正史的,有: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明史·艺文志》等:

  属于典志体史书的,有:南宋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、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等:

  属于官修书目的,有:北宋王尧臣等编的《崇文总目》、清纪昀等编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(又称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)等:

  属于私修书目的,有:南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明晁凓《宝文堂书目》、·陈第《世善堂书目》(收入清鲍以文《知不足斋丛书》)、高儒《百川书志》、徐恸《红雨楼家藏书目》、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、祁承烁《澹生堂藏书目录》、清钱曾《述古堂书目》、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、王闻远《孝慈堂书目》等。

  以上各书保存了许多未见于佛教史籍记载的佛教着述,其中,《崇文总目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等还备有内容提要,颇有参考价值。

  近人编撰的佛教目录类着作,主要有:吕激的《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》(齐鲁书社1980年版);洪业等的《佛藏子目引得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),日本的《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》和《大藏经索引》,陈垣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》(中华书局1962年版):蔡运辰《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》(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)等。

  摘自《内明》第142期